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集会缅怀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郭闻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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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
在我们八年级历史课本上，专门花了一个章节来讲述这一历史事件——它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了这一天的到来，革命志士们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付出极大牺牲”。
这一切，确实不容易。
这不易，是它足足走了2000年的历程。从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开始算起，每一次起义、社会变革和革新，都是这个国家在寻找新路的过程。
寻找新路的过程一直走到了19世纪的近代。当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大家忽然发现，再沿袭原来的老路已行不通了，别说民不聊生，国家是否能存续都是个问题。
而这个过程的不易，是如今坐在宽敞明亮现代化的校舍中的同学们，难以体会和理解的，我们只能穿越百年的硝烟和历史风尘，翻看当年的史实。
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之前，孙中山和同志们几乎以一年一次的频率在全国各地发动着起义，大规模的就有广州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萍浏醴（lí）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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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浙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行动上，浙江的革命准备工作都走在了前列。
1903年，浙江留日同乡会在东京创刊了杂志《浙江潮》，浙江同乡会成员蒋百里、厉绥之等人担任编辑，得到了鲁迅等人的大力支持，主要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判改良派的“和平立宪”主张，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份留日学生刊物。
1904年，陶成章、蔡元培和章太炎一起筹备组织了光复会，绍兴人徐锡麟、秋瑾先后入会。1905年，徐锡麟与陶成章、秋瑾等回到绍兴组建了大通学堂，这所学堂名义上是体操学校，但实际上是在发展革命党人，并建成一支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军事力量。后来，这支学生军事力量，在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时起到了作用。如今在绍兴，大通学堂的旧址还静静地伫立在胜利西路上，一条小河边。
杭州是光复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活动地区，白云庵、城站照相馆、清泰旅馆、吴山，以及西湖边的众多寺庙都是革命党人的活动地点。
在杭州龙井路南天竺，有一处辛亥革命烈士墓群。辛亥武昌起义后，东南各省先后光复，清政府在金陵的驻兵负隅顽抗，新军初攻失利，退据镇江，电告各地求援。当时浙江光复不久，即出师会攻南京，为中路主力。浙军先后攻克乌龙山、幕府山二炮台，又激战于孝陵卫，仰攻紫金山天保城获胜。1912年在此筑墓9座，合葬牺牲将士。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又迁徐锡麟、陈章平等烈士墓于此。秋瑾墓、章太炎故居，则分西湖南北两岸遥遥相望。
这一系列辛亥革命相关遗迹，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城市和辛亥革命的联系，也为美丽的西湖平添了一分壮烈。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来杭，对浙江和杭州为辛亥革命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称赞“独立省中浙江最有希望，希望浙江为全国之楷模”。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树立着一座丰碑，其上镌刻着这样的浮雕：武昌起义的士兵们正在攻打总督衙门，工农群众奋不顾身地和他们一起冲锋，总督府的匾额已经落地，象征着清王朝的龙旗，已经被撕破踩在了脚下。
碑的背面写着：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110年来，中国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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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并没有完成第二项任务——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退了位，但专制的军阀依然争战不休，中国惨遭列强欺凌瓜分的悲惨境遇还没有改变……
1914年，日本想抢占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及胶济路，于是与德国在中国的国土上打了起来。就像两个强盗进家，为了一件宝贝打起来一样。随后，日本对中国提出了近乎亡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辛亥革命让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让人们开始“断发易服”，但许多人“脑中的辫子”还在，仍时不时有逆流泛起，前有袁世凯当了共和国的大总统还不够，还想恢复帝制当皇帝，后来又有张勋复辟，试图把清朝皇帝再推上龙椅。
当时的民主共和徒有虚名。不过逆境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群人，不会气馁。他们怀抱着继续革命的志向，探索民主革命的新出路，他们中，有诸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这样的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也有李大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青年革命者。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决心用新的理论继续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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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可惜这样的合作并不长久辛亥革命 吴玉章辛亥革命 吴玉章，1927年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背叛了国民革命，背叛了“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与同志们的理想。
原本大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但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之后，不但对军阀开始“金元笼络”，还对帝国主义列强畏之如虎。
前些年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有句台词说得很对：（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国人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指孙中山，笔者注）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
孙中山先生的宏愿，是振兴中华，是民族复兴，今天完成这一切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完成扫盲，完成工业化，修建公路铁路，造航母，登月上太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这便是网友所说的“盛世远超你所愿”。新中国不仅是辛亥革命遗产的继承人，而且走得更远。
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总结了几十年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多方实地考察，用3年时间写下了一部《建国方略》。这部计划包括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个部分。其中《实业计划》是一份全面快速进行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为中华民族复兴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远景规划。由此展现给人们的未来中国是一个水陆交通发达、工厂林立、电网密布、具有全球贸易网络的现代化国家。然而那时候的中国，这样的方略近乎臆语或者是幻想。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未来建成16万公里铁路和160万公里公路的建设计划，其中包括扩建西北、高原铁路等。
他参照美国铁路系统，以中央、东北、西北、东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组建遍布中国的铁路网，把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但是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先生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说：“这个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想用这份计划书，游说诸列强首脑，结果显然不成。孙中山晚年曾感慨地说：“像这样专靠别人，不靠自己，不是望天打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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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后的今天，孙中山所构想的铁路网不仅早已建成，并且远超他的想像。截至2020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4.6万公里，其中高铁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2/3以上，居世界第一，我们把铁路修到了高原，修到了海岛，修到了四面八方。
公路方面，中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19.8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6.1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公路里程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160万公里的目标，近些年建成的京新高速公路和珠港澳大桥更是被称作奇迹。
孙中山曾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一计划被当时的外国记者视为“空想”。而如今，“国之重器”三峡工程已拦洪累计超过1800亿立方米，大大降低了长江中下游的汛期防洪压力。同时作为全球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高达13541亿千瓦时，成为我国重要的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他畅想：要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覆盖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个计划也已超额完成。
他所说的“东方大港”就在宁波嘉兴一带，而如今，他所期盼的宁波舟山港早已建成，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十大最繁忙的港口”中，中国港口规模不仅稳居世界第一，更占了让人傲娇的七个——世界排名第一的上海港、第三的宁波舟山港、第四的深圳港、第五的香港港、第七的广州港、第八的青岛港和第十的天津港。这其中的青岛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正是他想建的大海港。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想要的中国；这，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先烈们，想建立的新中国。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达到的目标，我们超额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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