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事变中最后一抹悲壮的悲壮，值得一看！（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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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94年，借由干涉平定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日本发动了明治维新以后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此后，经历平壤溃师、黄海决战失败、花园口登陆，日方不断增兵和进攻，中方则不断调兵和败退。经过李鸿章等人赴日艰难谈判，终于签订了极度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中国进一步丧失了更多主权和利益，而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则成了这一年发生的事变中最后一抹悲壮的余晖。
关键词：东学党起义 甲午战争 黄海海战 马关议和 《马关条约》 三国干涉还辽 反割台斗争
一、日本战争体制、战前准备和战争爆发
1 日本战争体制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国力逐渐增强，日本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其在日本列岛的统治，有意向亚洲大陆进行扩张。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政府为此目的开始实行征兵制、扩充常备军，并取法德国军事制度，进行军制改革，发展军工。为筹措“造舰费”，日本政府要求官员上缴薪水的十分之一，而政府开支也常常节省下来。在政府以外，对日本民众的税收也常常重征。80年代，日本的军费支出竟占到总支出的60%。在20年的时间中，日本政府所能支配的大部分人力和物力都在化为武力。
除了高税收和克扣政府支出用于军队开支外，政府还产生了一些新的部门与条例，如“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军令部、以及旨在“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敕立“战时大本营条例”等等。这些部门和条例在教科书上一般笼统地归为“战争体制”。
2 战前理论准备
1885年，福泽谕吉作《脱亚论》，提出“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并认为对待朝鲜和中国的态度，只需模仿西方列强，“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作《清国征讨策案》，以异乎寻常的野蛮阐述了作者肢解中国的计划：
清国虽已困弊衰败，但仍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运命关系于清国之兴亡者甚多。若彼万一为他国所蚕食，本邦运命亦无可为计。毋宁在欧洲诸国侵入之先，确定统辖彼国之术略，始为上策。……在达成战争目的缔结条约之场合，应将自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府、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及第三项列记之地区划属本邦之版图。……清朝可分得东三省及兴安岭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独立于满洲；中国本部则迎立明朝末裔，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建立王国而归我之保护，以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更立一王国而使属于我。西藏、青海、天山南路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可选立酋长或其人杰，使各长其部，而归我之监视。
这种异想天开、毫无道理的构想不仅打破了东亚地区的传统秩序，也不符合西方万国的公法秩序。这种东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日本参谋本部，足以体现日本军方高层在准备大陆战争的过程中，“清国征讨”的想法积累已久，甚至成为人心所向。
90年代初，时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作《军事意见书》与《外交策略论》，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概念。所谓“主权线”指日本必须守卫的国境线，其范围主要是日本四岛，被认为是日本的生命线。而所谓“利益线”则与之相对，指如果遭到外国占领，就会威胁到日本国家安全的地区，在当时其范围主要是朝鲜半岛，而后随着日本的扩张逐渐扩展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主张“保卫”利益线，就是要求取得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自然在他眼中成为了头号敌人。
3 战前军事准备
在90年代的头三年时间里，日本组织了两次数万人参与的军事演习。其中一次投入了二十多艘各类船只，并以登陆战为专门要目。军演处处以中国为假想敌，战争因此对普通士兵而言变得非常具体。
参谋本部在同一时期还派人潜入中国搜集情报，主要包括作战地形、中国军队的军备情况、训练情况等。1893年，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前往中国和朝鲜观察，将一路的行程载入日记。在这一方面，日方的动静虽然不大，但更显其用心之险恶。
4 日本内部矛盾
90年代初的日本，比起其军事上的动作，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政治动荡。议会与政府常常争吵不休，4年时间里换了3个首相，内阁3次被解散。如前文所述，长期重征的税收导致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化为政治秩序的动荡。于是，便有人提出因“国内形势日趋紧张”而有心别开生面，“作出某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用来镇定喧嚣之人心。”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对外转移矛盾”。而这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便在不久之后成为了发动对华战争。
5 东学党起义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东学党起义，李氏王朝的军队一败再败，便请求中国支援。
在东亚传统秩序——宗藩关系中，作为“上国”的中国有出兵援助藩属国的义务，即使藩属国未求援，一旦发生事变，“上国”也不能置若罔闻。这种出兵对利益并无所求，只是巩固宗藩关系中“上国”的地位、彰显其伟大。而随着清王朝与西方接触加深，西方传来的条约观念也渐渐影响了中国士大夫的思维，旧有的历史和新来的震荡在观念、事实中都交织在了一起，中国人不得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来应对新的震荡。于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宗藩关系尽管没有文字的约束，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一种历史包袱。
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日本获得了与中国相同的在朝鲜发生事变时出兵的权利。因此虽然朝鲜的动乱和向中国请兵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政府刚得到消息就立即决议出兵朝鲜。其间，主持军务的川上操六和主持外交的陆奥宗光尤其用心深险，在内阁决议出兵当夜，已合谋策划要“利用出兵之机导致日清两国开战”。
剿灭东学党后，李鸿章以“老例”为常理，令在朝的淮军准备班师，同时令常驻汉城的袁世凯催日本同时撤兵。这些都是貌似学会了守条约的中国人在按条约办事。但日本出兵，本意一开始便不在东学党。对日本政府而言，已经派出大军，如果毫无所获就撤回，国内舆论必将掀起不平，产生各种谴责，在议会和内阁纷争不休的时日，这是难以接受的。但彼时的朝鲜半岛上，就军事上的先发制人而言，已无任何可利用的借口。
没有借口就创造借口。日本政府知会中国驻日公使，说“东学党乱既定，极应代整朝鲜内政。拟两国各简（拣）大臣前往朝鲜稽查各弊，同心整顿。”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要求中国十有八九不能同意，这也正中他们下怀。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与公使的知会中提出的字面意思以外，但中国公使只能按其字面意思回复，引据1885《中日天津条约》，重申撤兵。就法理而言，中方义正辞严。但日方既然己经下定决心，则回复再义正辞严，也视之蔑如。所以照会回复之日已视同“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
在中方有所反应之前，日本就先派人进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其建立的傀儡立即对中国宣战，并“邀请日本将中国军队逐出朝鲜”。于是中、朝、日之间的关系因日本的武力介入而完全改变。自从中国应朝鲜要求出兵以来，主事的李鸿章始终以守常理、徇旧例为办事准则，期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日本开始便是一个以不守常理为自觉的对手，其用心全在搅动东亚、步步扩张。由于期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先入朝鲜的淮军驻扎在牙山的一个偏港。后到的日本派遣军一登陆，便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王城及其周边。无端起衅的日方出手便扼制了朝鲜的君权，从而控驭了全局重心。
在这段时期，李鸿章常常指望借西方列国的干涉和调停来维持公道，但这些曾不同程度地涉入了中日之间的西方国家各有各的利益。其干涉和调停因利益而起，也以利益而止，由此表现为虎头蛇尾、游移两端，对一意起衅和扩张的日本制约非常有限。
二、战争进程
1 平壤溃师
1894年7月25日，中日军队在丰岛海面发生交战。接着日本大军进入朝鲜境内。中日交战后，日本国内言论亢奋喧嚣，把这场战争比作开国五十年来“所郁集之磅礴活力的发泄”，呼唤日本“光芒赫赫的伸权扩张史”。7月，大本营已经发出训令，要求将清军驱逐出朝鲜。7月下旬起，日军开始大举北犯，趋向清军集结的平壤。
9月15日，一万多人的清军在平壤附近列阵与日军交战，不到一天就分崩离析，四散逃离。这在战争史上属“辱莫大焉”。一路逃奔的后面，在平壤城中储藏的大小火炮、毛瑟枪、金银财物和各种公文、密电都被抛弃。一同被抛弃掉的，还有朝鲜人民的人心。在战争期间，朝鲜臣民期盼清军获胜的消息“有若望岁（过年）”，时常有人向清军暗中报告日军动向。但在朝的中国军队却一蹶不振，“自是朝藩遂绝”。
2 黄海海战
平壤溃师之后两天，9月17日，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相遇决战。双方展开激战，致远舰遭受重创，管带邓世昌及250名船员均阵亡；经远舰突进途中遭到敌军围攻，管带林永升及270名船员殉国。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焚毁，管带黄建勋、林履坠入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此战，北洋舰队5艘沉毁、6艘受创，死伤官兵800余人，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日本舰队5艘受重伤，官兵死伤300余人，也遭到沉重打击。此后李鸿章避战求和，下令退守威海卫，于是海权尽失，“海路洞开”。
9月26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同时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将战火烧到了中国本土。攻占旅顺后，发起了连续四天的大屠杀，经过血腥的屠戮后残留下来的，“全市中仅三十六人耳”。而这些人之能够得以不死，不过是日本人要用他们来“埋葬其同胞之死尸”。
1895年2月，北洋舰队的最后驻地威海卫沦陷，北洋舰队覆灭。丁汝昌自杀，以一死谢天下、明志节，留下的是心力俱绌的悲怆。丁汝昌死后，广丙管带程璧光向日军乞降。
11年前，福建水师毁于马江一役。但那时中国人的九艘兵船是一艘一艘被打沉的，“死者灰烬，存者焦伤”，直观地写照了中国军人在法国舰队炮火轰击之下的生死力战。与之对比甲午战争简述，北洋海军以白旗乞降，已不仅是力屈之后的战败，而且是精神支撑断裂之后的全盘崩溃。
3 决定议和
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不断地增兵，不断地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地调兵，不断地败退。一路西移的战火已使“京师殆危”，朝臣“痛哭流涕”。
翁同龢日记说“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慈禧“怫郁”而且“沾襟”；光绪帝“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臣汗流战栗，罔知所措”。“沾襟”和“声泪并发”说明已不得不议和，而人们都知道与日本在兵锋逼迫之下议和是难事。所以像翁同龢坚辞“同往议和”，说明了当时朝廷的舆论下，议和为一世之污名。因此李鸿章在一辱之后再辱，正是以其一辱再辱在为清廷承担难事和污名。
三、马关议和
1 李鸿章遇刺
1895年3月17日，李鸿章等人到马关，开始同日方的“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谈判停战事宜。中方要停战，但日方不想停战，因此“会议”之日，伊藤对中国使节作回复，极其苛刻地要求中国让出尚未被占领的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并解除这些地区的清军武装。他知道这些“条件”中国做不到，以做不到的事情为停战条件，用意在让中国人明白停战做不到。于是五天时间中，中国使节在日本议和，日本军队仍在中国攻城略地。
3月22日，李鸿章在回行馆途中遭遇刺客射击，一时“血洒袍服殆遍”而“几不省人事”。在日本一方，刺杀事件后议论“甚沸”，这是违背“万国通例”的“事变”。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最怕李鸿章中途归国，并以其经历对日本痛加非难，博得欧洲列强同情，引得其出兵干涉。另外，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也因此不得不大大让步。由此衡量利弊，不得不尽快议和。于是3月29日的停战条约规定奉天、直隶、山东暂时休战25日。原本在不停战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变成了在有限停战的情况下进行。
2 条约草案及其修正案
但是这种停战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存在限度，台湾和澎湖列岛依然暴露在日军火炮的威胁下，因此成为悬在中国使节头上的利剑。两天后，日方向李鸿章提出和约草案，其中清廷看来最主要的要求是朝鲜独立、割让辽宁、台湾、澎湖和赔偿3亿两白银。限四日答复。虽说中国人对日方的“奢望”已先有所预料，但这些列入条款的贪欲和苛酷一旦放到眼前，仍然出乎中方预料。李鸿章当天就电告总理衙门，明确提出：日本所要求的兵费过多，无论如何万不能一时勉强答应，否则必然导致“公私交困”，所有打算办的善后事宜都会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不能割让。如果日本不删去这两条，则不能谈和，“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条约草案被告知清廷后，在朝廷中也激起了激烈争论。光绪帝希望速成和局，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孙毓汶固执“战字不能再提”。朝堂上莫衷一是，李鸿章不能得要领，又必须在时限内回复日方，于是送交伊藤的“驳复说帖”便用论道理的办法，说明让地、赔款与通商权利各节“万办不到”。陆奥宗光读完李鸿章的回帖，评价道“笔意精到，仔细周详”，日方遂明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不与中方论道理。第二天，伊藤博文回复李鸿章，要求他按照日方提交的条约草案逐条说清同意或否，或者注明需要更改之处。在这篇回复之外，伊藤博文又力施恫喝：
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只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得保证。此岂善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白之时期乎？
这种蛮横霸道的态度，既与其“不讲道理”的立场相符，又有日军已经取得的战果作为底气。于是李鸿章只得再次与总理衙门通电报，商定“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为止”，“澎湖既被占据，亦暂允让”，形成对日和约草案的更改案。
3 条约签订
在中方看来，上述割地和赔款已经是“大痛”，而与日本所列出的原始草案依然相差甚远。李鸿章只能电告总理衙门：“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师及时预备为要！”这些信息全部被一直窃听李鸿章与国内电报往来的日方破译。
得知李鸿章要回国，伊藤博文十分惊慌，生怕刚刚遇刺生还又谈判失败的李鸿章一回国就引发世界舆论动荡，于是决心“让步”，达成和议。天皇也生怕如果战端重开，难免引来西方列强干涉，造成扩张的计划成为泡影，于是认同伊藤博文的主张。
就这样，4月17日，作为对中方提出的和约草约修正案的回应，双方正式“画细”，签下了极端丧权辱国、极端创深痛巨的《马关条约》。
四、条约引发的后续震动
1 三国干涉还辽
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用暴力改变了东亚的秩序，从而直接触动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已经得到和正在筹谋的利益。因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应。
和约草案一经公布，便以其既贪且酷掀动一时，不仅使中国人发指，而且使西方人震惊。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首先提出异议：如果日本将旅顺变成第二个直布罗陀，会使日本控制渤海，因此事实上将中国地位降为日本保护国，从而“足以危害欧洲之和平”。随后他令德国驻俄大使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在俄国政府的讨论中，占据上风的主张是：假如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则要保护俄国远东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其海军，因为俄国迟早会与日本发生冲突。所以着眼于长远，应坚决声明，不能允许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假如日本不履行这个要求，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即使有战争的必要。而与俄国签订了同盟协约的法国则支持俄国立场甲午战争简述，声称“俄若有举动，法必携手同行”。因此，当中方使节还困于马关谈判之际，德、俄、法三国就已经在密谋共同对付日本。
为了表示警告，俄国和德国分别派舰队东驶，在崇尚武力的日本人面前展示“可资比较”的武力。《马关条约》签订后不过六天，三国驻日大使便共赴外务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其中，德国大使还特别“提醒”：对日本而言，对三国开战归根到底是没有希望之事。
对于刚刚战胜中国、沉迷于骄横恣睢之中的日本来说，出自俄德法三国联手的“劝告”无异于迎头一掴。伊藤博文曾叙述其当时经此一掴而进退失据的情状：“于是迄今醉于战胜而狂欢无度之国民，矜夸发扬国威国权之功，而洋洋得意之政府当局，遇此青天霹雳，突然失色，几乎不知所措。此际若拒绝三国之忠言，必须有和彼等见诸炮火间之决心，而以我国战后疲劳之实力，绝不可能应付彼等。然而若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则战胜之光荣将突然消逝，对外则贻笑列国，对内则将引起国民之公愤。”
既然“以战后疲劳之实力，绝不可能应付彼等”，又不肯“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日本政府只好采用外交手段与三国斡旋，一方面同俄、德、法交涉，一方面向英、美要说法。对前者意在挑动互相的矛盾，对后者意在乞求援助。然而虽然三国各有算盘，但对待日本利害一致，因此立场也一致。英国虽与俄国存在矛盾，但也不会因此就喜欢日本占据辽东，因而对日本的乞援始终漠然视之。美国的一点好意也因不能给出实质性的帮助而成了单薄的空话。
与此同时，俄国已经在向远东集结兵力，并实行“临战地区戒严令”。而在英美都未能给出实质性帮助的情况下，黔驴技穷的日本只能“隐忍答复”，约定“不永久占领奉天半岛之土地”，接受“三国政府之友好忠告”。
在武力恫吓面前，日本对三国不得不步步退让。然而面对武力薄弱的中国，日本则表现为一步不让。在接受“忠告”的当天，日本就向中国索取“赎辽费”一亿两，随后改为五千万两，接着又在“三国公断”下改为三千万两。次年，日军退出辽东半岛。
然而在还辽造成的历史因果里，这个过程并没有至此而止，其余波牵此连彼，使中国在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三千万两白银：俄、法、德三国“责报”于中国，于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穿过黑龙江抵达海参崴，法国安南铁道经过镇南关抵达广西龙州，德国在各通商口岸扩展租界，云南边境分别对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让出土地，两广的西江再添通商口岸。
2 反割台斗争
传出《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要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举国震惊，全国各地的人民极为愤慨，爱国士绅纷纷上书痛斥李鸿章割台卖国。而自台湾民间角度看待此事，是清廷“卒弃台湾”。与中国失去控制的朝鲜半岛和同样割让于日本的澎湖列岛存在根本不同的是，台湾当时并不在日军的占领下。因此议和割台的过程里，“台民多血泪，国人多流涕”。万千台民的忠心耿耿便形成“朝廷卒弃台湾而台民不肯弃中国”的状况。
1895年5月，交割台湾的手续办理完毕，清廷已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等官员“内渡”。台湾人民奔走相告，鸣锣罢市，公布檄文，立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仓皇之中的台湾绅民决心自谋保台，在极短的时间内“立民主，开议院，制国旗”，于5月25日打出“台湾民主国”的旗号，作为抗日的名目。奉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推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大将军”，改年号为“永清”，意寓“永远隶属清朝”。
5月末，日军主力开始进攻不甘被吞并而拉起自卫大旗的台湾岛。6月7日，台北沦陷，唐景崧内渡回大陆。接下来4个月，台湾全岛逐步沦陷，却也击毙攻台日军3万人，毙一中将、一少将。在中日甲午战争这段不堪且屈辱的往事中，台民的反割台斗争成为了最后一段悲壮而炫目、且永远不会被岁月所洗刷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