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甲申年是哪一年 （传奇）——复杂世界崛起第1节
第一章 新时代——复杂世界崛起
第1节 甲申与甲午
公元1644年春，以朱由检为首的大明、以多尔衮为首的大清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三大政权，在中国北方展开了一场激烈角逐。最终，朱由检覆面自缢，身死国灭；李自成功亏一匮，魂断九宫山；满清入主华夏，高压统治三百年。因1644年为农历甲申年，故称“甲申国难”。
公元1894年夏，垂垂老矣的大清，与喷薄欲出的日本，各派海军、陆军主力，同时在海上与陆上，打响了一场历时9个月的战争。最终，大清一败再败，彻底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让权割地，赔偿巨款，百年国运自此改变。因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国殇”。
甲申、甲午，国难、国殇，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l 自毁长城
亨利·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对手。他曾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长城是中国的主要象征，而长城也恰是中国根本弱点的体现，它在抵御外敌方面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话颇有道理。远的不说，至少“甲申国难”前后是这样。
中国历史上，汉民族曾三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交，第二次是秦灭六国后，第三次便是明朝。我们今天看到的万里长城的主体就是明长城。时至今日，长城依然巍峨，山海关依然雄浑，但终究没能挡住满清入主中原。当然，明长城，尤其是山海关等军事要塞，确实长期发挥了拒满清于关外的作用。满清后来入主中原，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出了个吴三桂。如果不是他打开山海关，多尔衮未必攻得破。但是，之前满清并非没有进过中原。恰如德国人可以绕过马奇诺防线奇袭法国一样，满清也会绕道。史料记载，清兵曾五次绕道内蒙古、山西进入关内，最远一次甚至抢掠到了山东。只因山海关等重要隘口尚掌握在明将手中，他们怕被截住后路，未敢进一步深入，而是抢劫一番后迅速原路折返。这样看来，仅仅是长城，既不足以保全大明，也不足以成就大清。
1944年，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刘亚洲将军也在《甲申再祭》中指出：“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简言之，明朝亡于自毁长城。长城，终究是要人去守的。没有人——人才，长城再高也挡不住战马。有了人——人才，没有长城，敌人未必敢来侵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嘛。
“自毁长城”出自南北朝时南朝宋大将檀道济之口，他是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重臣。想当年，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檀道济曾立下汗马功劳，官至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几个儿子和属下也个个勇武善战，足智多谋，这样的人才本来应该被当作国家柱石，但继位的宋文帝刘义隆听信小人之言，认为檀道济乃当朝司马懿，于是冤杀了檀氏父子，并牵连了一大批忠臣。檀道济临刑前又气又恨，向天怒吼：“杀我是毁你自己的长城啊！”北方的魏朝君臣听说檀道济已死，都断定南朝再无强将，不复为虑，从此连年伐宋。某年，魏军大举攻宋，攻至瓜步山，隔江威胁宋都南京。宋文帝在城头上遥遥望见，叹息道：“要是檀道济还在，何至于此？”宋文帝很幸运，尽管他自毁长城，但他在位期间，宋朝尚能勉强支撑。敌人曾经瓜临瓜步山，他也曾三次组织北伐。但像他这样幸运的人历史上太少了。历史的残酷性在于，有时只需走差一步，政权就会崩溃，国家就会灭亡，整个民族甚至连做亡国奴的机会都没有。崇祯就属于不幸的典型，他最大的错误便是诛杀袁崇焕。除袁崇焕外，熊廷弼、毛文龙等，个个都是不可多得的良将。
李自成也是如此。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李岩是明末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文才武略，正直豪侠。如果把李自成比作刘备，那么李岩堪比诸葛亮。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初遇李岩时，也曾说“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李岩则表示，“将军恩德在人，愿效前驱”，二人相谈甚欢，彼此如鱼得水。大顺军的宣传口号，“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就是李岩提出并并派人在民间暗中推动的。李自成的失败与刘备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刘备因不听诸葛亮等人的规劝，遂有夷陵之败；李自成进京后因为不采纳李岩的重要建议——严肃军纪、安抚前明官绅、招抚吴三桂父子，遂致根基难固。但刘备兵败之后，能检讨自己的错误，临终前尚有诸葛亮可以托付；李自成在清兵与吴三桂夹击下退出京师后，却听信牛金星的馋言，冤杀了李岩，导致部众离心，复为流寇，最终竟命丧乡民程九伯之手。
三大政权之外，尚有一个张献忠。崇祯与李自成，无非是自毁长城，错误再大，也终究只是错误；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则是人神共愤。其被清兵射杀前，曾多次在四川大规模屠杀平民。十几年前，四川某县施工时曾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就是张献忠所为。张献忠不仅残暴，而且变态。他曾经广招知识份子，但召集之后，却一个不落地杀掉。他又曾在攻打下某城后，将城中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足山”，然后带着心爱的小妾去参观。小妾说：“真是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若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上面，再完美不过！”张献忠马上说道：“你的小脚最秀美”。命人砍下，置于“山尖”。这样的人，这样的政权，当真是亡得越早越好。
大明、大顺、大西（张献忠），争先恐后地自毁长城，满清则乐呵呵地忙着接收人才，重要者如范文程与洪承畴，当然还有更加重要的吴三桂。这些人固然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大汉奸，但正是崇祯与李自成，把这些人推上了汉奸排行榜，也推向了自己的敌人。
l 日落紫禁城
中国历朝历代，均不乏大兴土木的帝王。保留至今的，世界闻名的，莫过于北京的故宫，即紫禁城。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曾经陪同某苏联建筑学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苏联建筑学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封建统治者大兴土木，恰似复活节岛上的酋长树立巨石像，目的就是树立权威，使人膜拜。不过紫禁城并非满清统治者所修，而是明朝遗宫。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初几位帝王，在大兴土木方面，几乎无可指摘。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他们的表现堪称优异。
著名学者祁斌曾在文中谈及，他曾经有机会参观第一历史档案馆，馆中陈列着一些明清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中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一块木制的牌匾，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颇有肃杀之气。匾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大概意思是说，明朝宦官当政误国，导致国家崩溃了，所以清朝就要严防宦官干政，以后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据说最开始的一块牌匾是铁制的，后来用木匾复制了很多块，在紫禁城的多处都悬挂着，时时提醒和警示太监们。
这块牌匾的背后，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台湾人傅乐成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清朝建国后，总结了历朝历代出问题的原因，无非是四个，及外戚如吕后篡权，宦官如明朝魏忠贤，权臣如司马懿篡位，藩镇如安史之乱。于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对政权稳定的威胁，紫禁城里的这块牌匾便是威慑太监的制度安排之一。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军入关，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不到几十年的治理，便迎来了康乾盛世，长达近150年。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开笔，在洒金宣纸上手书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并且“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此时的乾隆皇帝，志满意得。他有足够的理由，因为此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国家，所谓礼仪天下。这一年，是1736年，离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溃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距大致100年。
1840年，英国派遣舰队和4000人的远征军，从广州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所向披靡，拥有100万军队的清朝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开启了此后绵绵不绝的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随后的100年中，中国人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生的王朝，清朝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诸多错误加以纠正，完善了各种制度安排，尽量消除了各种威胁政权的因素，做到了几乎最好，而清王朝也因此而迅速崛起，进入康乾盛世。
但不幸的是，清王朝的文明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不知道在遥远的欧洲悄悄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文明，清王朝的文明也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它极尽所能地自我完善，但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当清王朝的文明最终与外来文明碰撞时，便不可避免地一触即溃，转瞬之间，由盛而衰。
l 澳大利亚的兔子
祁斌继续写道：
封闭的文明有一点像封闭的生态系统。澳大利亚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它在5000万年以前飘离了大陆，尽管幅员辽阔，但是几只小小的兔子就差点儿把它的生态系统毁灭。早期欧洲移民带了几只兔子过去，兔子在澳洲没有天敌，结果很快泛滥成灾，到处都是兔子，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几近崩溃。最后，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蚊子，它能够在兔子之间传播病毒，把兔子给治住了。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生态系统还崩溃过一次，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一种动物，而是一种植物。在1860年，澳大利亚人从南美引进了仙人掌，省得在自己庄园周围筑篱笆，结果澳洲的气候过于适宜仙人掌生长，最后整个澳大利亚到处都是仙人掌，生态系统又几近崩溃。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发现了一种能遏制仙人掌的夜蝴蝶，总算最后找回了平衡。
和生态体系类似，封闭的文明也很脆弱。一个封闭的文明可能看着很辉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别的文明正在兴起，就可能处在一个极端危险、极端脆弱的境地中。清朝就是因为错失了市场经济的新文明，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所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抵抗。
l 知向谁边
另一长期孤立的文明——美洲，也是个不错的例子。西班牙人刚刚登陆美洲大陆时，最令美洲土著恐惧的不是庞大的战舰，也不是先进的枪炮，而是马匹。此前，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庞然怪兽”。天花、白喉、黑死病、黄热病、疟疾与霍乱等当地人从未感染过的致命病菌也随之登陆，这是比“庞然怪兽”更可怕的“隐形怪兽”。死于传染病的印第安人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乱的人数。仅以天花为例，1496年，圣多明各曾一度拥有400万居民，但到了1570年，已仅剩125人。由于无法解释，也无法抵御这些悄悄蔓延的传染性疾病，印第安酋长与宗教首领因此失去公信力，部落的凝聚力逐渐削弱，印第安人也就更就无力去抵抗欧洲人的侵袭。
但中国的情况迥然有异。罗伯特·赖特说，早期华夏文明与新大陆文明一样，都是相互孤立、互无交往的“文明培养皿”。不过这仅限于早期。早在汉代，中国就已经通过开辟丝绸之路与欧洲实现了间接的联通。明清之际，中国尽管相对来说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仍知之甚少，但绝不像印第安人那样一无所知。举例来说，当时最能代表西方实力的东西就是大炮，但早在明朝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葡萄牙人的“佛朗机火炮”就传入了中国。上文中提到了袁崇焕，尽管是民族英雄，但军事造诣并不甚高。对付满清，他的策略就是一个：凭借坚固的城池与“红夷大炮”固守。但就是这一招，满清便奈何不得。宁远之战，袁崇焕大败努尔哈赤康熙甲申年是哪一年，凭借的就是这两点。战后，袁崇焕又劳心费力的构筑了一条自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的防线康熙甲申年是哪一年，也就是关宁锦防线。直到李自成攻陷北京，满清也没能攻破这条防线，更不要说山海关。但前面讲过，满清虽然攻不破山海关，但曾数次绕道蒙古、山西南下中原，屠戮抢掠。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629年，史称“己巳之变”，正是由于袁崇焕抗击清兵不力，才促成了崇祯自毁长城。
不管怎么说，明朝亡了，满清胜了。紧接着,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了胜利者面前。汉化，还是西化？这是满清执政者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所谓汉化，就是效仿中国——明亡前的中国；所谓西化，就是学习当时已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恰恰源自于1644年左右。至郭沫若先生写下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300年。当然，在1644年前后，要求刚刚入关、立足未稳的满清去选择西化并不现实，当实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个西化成功的范本供其参考。甚至西方自身也还在摸索之中。另外，仅仅入关前几十年，满清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对他们来说，汉文化已是非常成功的文化。选择汉化，不仅是务实之道，还是一种挑战。在摄政王多尔衮的主导下，满清选择了汉化并取得了成功，从而巩固了政权，稳定了局势，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石。然而，这种成功，只是一时的成功。而危机，恰恰埋藏在“康乾盛世”。
l 盛世危言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这一年，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这一年，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整个“康乾盛世”历时115年，其中乾隆皇帝实际执政63年，占去整个盛世多一半时间。63年间，乾隆曾先后6次造访北京城中一座皇家祭庙，也就是位于今天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此皇家庙宇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庙内供奉着188位古代帝王牌位，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崇祯。乾隆去庙里做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追昔抚今，汲取历史教训。乾隆三年（1738年），年仅28岁、登基未久的乾隆首次造访历代帝王庙，他在庙中题诗道，“志曾希舜禹，心媿作君师”，大意是说，自己胸怀大志，但对于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国家，深怀惶恐。6年后，乾隆再次造访，不过这次没有写诗，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下令修缮历代帝王庙，两年后，工程完工，他第三次亲临致祭，并写下了《历代帝王庙瞻礼诗》,诗曰：“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虽是乘除抚人世，莫非兢业代天工。”其意是说，三皇五帝的功德崇高伟大，其他君王也都有勉力建业之功。虽然世事消长引发朝代更替，但是帝王们没有不兢兢业业、代天职事的。这是借称赞古代帝王，肯定自我。这一年，乾隆已54岁，处在自己的统治巅峰时期，此前他先后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并在新疆设置了伊犁将军。社会、经济、人口、疆域等诸多方面，也确实令乾隆本人颇为自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恰好也是甲申年，距1644年已过去了120年，正好两个甲子。
乾隆四十年（1775年）, 65岁的乾隆第四次造访历代帝王庙，这一次他的心得是：我要效法那些圣贤之君，对那些昏庸之君则要引以为戒。但帝王庙里的这些帝王，值得效法的实在太少，引以为戒的却实在太多。怎么办呢？8年后，当乾隆第五次前往帝王庙时，他已下定了决心，要对帝王庙进行一项改革，具体做法就是增加一些值得肯定的帝王，其中就包括崇祯这个亡国之君。乾隆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没能“补救倾危”，但辛苦经营17年，最后还以身殉国，令人钦佩。出于类似考虑，他还命人把唐宪宗、金哀宗这两个亡国之君“请”进了庙里。与此同时，他把东汉桓、灵二帝的牌位请了出去。因为，东汉之亡，实亡于桓、灵之手。
1785年，正值乾隆执政五十周年，75岁的他最后一次造访历代帝王庙。这一次，他不仅同样留下了旨在警醒后人的诗文，而且效仿武则天，留下了一座无字碑。之所以要立无字碑，简单来说就是对自己的是非功过，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过的方面，但自己不好明说，只好留给后人去评说。令乾隆没想到的是，8年之后，他尚在人世，便有一个外国人提前给他和他的大帝国下了个精准的结论。这个人，就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来华的马戛尔尼。他在回国途中即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1794年1月，马戛尔尼带着他的心得和遗憾，自广州返国。此时，距改变近代中国百年国运的甲午战争，恰好100年。但距离鸦片战争，已只剩46年了。1840年2月，一个名叫斯通的英国议员在英国议会上的一番话，使得英国主战派赢得了微弱优势，鸦片战争遂打响。斯通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这个斯通，是当年马嘎尔尼访华使团中最小的随行者，彼时才11岁，他在避暑山庄朝见乾隆时，乾隆还曾把他唤上龙膝，以示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