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游牧民族持续性的战争状态——明蒙双方
相比于前任嘉靖和继任者万历，隆庆帝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不过，隆庆一朝尽管只有六年，但其间人才辈出，在徐阶、张居正、高拱等阁臣的主持下“颇称大治”。《明史》评价道：
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隆庆帝朱载坖（1537-1572），1566-1572年间在位
要论隆庆帝的最大“贡献”，无疑是稳定住了北部边防的紧张局势，明蒙双方实现了久违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俺答封贡”。
自从元顺帝退居漠北、明朝统一中原后，蒙古势力又回到相对单一的游牧、狩猎经济生活之中，明蒙双方陷入了一种持续性的战争状态。
明朝地图概览
客观地说，游牧经济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北方游牧民族必须通过和中原农耕民族进行贸易，方能维持生活的稳定，即以中原地区为市场，销售畜牧业产品、马匹等，换取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
因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经常通过贡市贸易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羁縻和笼络，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游牧民族则通过朝贡的方式，对中原王朝表示名义上的政治臣服，换取官方“赏赐”和经济利益。
拓展阅读：
“北元”的控制范围
因此，明朝在建国之初，除了招纳大量的蒙古人入职为官外，还对前来朝贡的蒙古诸部给予了优厚的待遇（赏赐官爵、赏以物品），换取北方边境的安宁。
不过，游牧经济的先天劣势，一直“倒逼”蒙古人通过战争南下掠夺。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不仅给蒙汉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不符合蒙古诸部首领们的物质利益。
根据蒙古风俗，掳掠所得必须要“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群夷上所卤获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卤获于虏王而莫之敢匿，虏王得若干，余以颁群酋，群酋得若干，余以颁群夷”。
因此，蒙古一方一直希望，能够同明朝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双方的贸易关系，主要有朝贡和马市两种形式。鉴于马市的规模比较有限，因此，朝贡贸易一直是双方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
参与贸易的蒙古商队
嘉靖十一年（1532）春，蒙古博迪汗（达延汗之孙）要求“重新通贡”。不过，双方的朝贡贸易已经中断了近30年，明蒙关系也同样不和睦。
因此，明朝官方以“小王子（达延汗）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之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为由，予以拒绝。至此，嘉靖年间的北方，开始进入了多事之秋。
孛儿只斤·博迪(1504—1547)，达延汗长孙，在位（1519—1547）二十八年
不过，同为达延汗之孙，同时让蒙古大汗十分畏惧的俺答汗，一直致力于同明朝达成“通贡”。嘉靖二十年（1541）秋庚戌虏变，他派其使者石天爵与明朝进行“贸易谈判”。《明实录》记载了他的“谈判倡议书”：
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
在这封“倡议书”中，既描述了朝贡贸易“汉达两利”的好处，又申诉了自己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并描绘了允许通贡后“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的和平景象。当然，“纵精骑南掠去”有着一定的威胁性。
藏于蒙古国历史博物馆的俺答汗画像
常言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和平才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倘若双方能够通过贸易达成和解，无疑是互惠共赢的。不过，明朝官方显然不这么想。嘉靖帝批示说：“虏情叵测….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但俺答汗显然“不死心”：
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俺答汗再次派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结果却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杀；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庚戌虏变，俺答汗又一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贡请求，使臣再次被杀；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再一次派出“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再申通贡之请，仍遭到了拒绝。
对于俺答汗的贸易请求，嘉靖帝统统予以拒绝
截止至嘉靖二十八年( 1549），俺答汗仍没有放弃通贡的要求。不过，此时他已不再派遣使者，而是率大军南下，进行“武装威胁”。史书记载，蒙古士兵“束书矢端， 射入军营中”，并放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
明朝边防将领闻讯后，赶紧向嘉靖帝予以通报。不过，嘉靖帝依然“头铁”：“求贡诡言，屡诏阻隔….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
恼羞成怒的俺答汗，集结重兵开始了自己的军事行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6月，俺答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与副总兵官林椿皆兵败身亡，全军覆没。8月初，他集中10余万骑兵，准备大举南下。
大同总兵官仇鸾惶惧无策，居然送重金贿赂俺答汗，希望其“勿犯大同”。收了钱的俺答汗，倒也“说话算话”。8月14日，他率大军入古北口，并乘势南下，围顺义、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地。
此时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尽管与巅峰期不可同日而语，但仍不容小觑
俺答汗突然兵临城下，朝中大臣极为震恐，均手足无措。当时京城禁军只有四五万，老弱人数不少，还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根本不敢出城迎战。嘉靖帝尽管一再催促诸将出城作战，但严嵩等人却以“敌饱将自去，唯坚壁为上”为由，坚持避战。
十八日，大同、保定等七镇援兵先后到达北京郊外，但皆“恇怯不敢战”，总领诸军的“平虏大将军仇鸾，甚至“纵兵辫发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
俺答汗的大军，于十九日至东直门，二十一日德胜门、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与此同时，俺答汗令在通州被俘的宦官杨增，手持其书信返回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
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直到九月初一，蒙古兵才全部撤出明朝境内，这便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
进犯北京的蒙古军队
实际上，俺答汗发动“庚戌之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胁迫明朝允许通贡。事后，嘉靖三十年（1551），双方达成了开设马市的协议。不过，鉴于明朝君臣对马市了无诚心所以马市只进行了一年，便借口蒙古贪得无厌，互市后还继续犯边，将马市关闭。
因此，“感觉受到捉弄”的俺答汗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嘉靖帝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直到隆庆初年，北方边界线还处于战争状态。
隆庆帝继位后，明蒙关系得到了大幅度的缓和。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隆庆帝更为认同“华夷一家”的理念
他对嘉靖时期拒绝贡市而导致边患频发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因此，在加强边防的同时，对于通贡和互市“大开绿灯”。当有人反对其决策时，他能用行政手段将其从朝廷中排除出去。
一言概之，隆庆帝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态度，给了”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
2）隆庆帝和阁臣之间相互信任、关系融洽
当时在内阁主持政务的高拱和张居正，均是内阁的实力人物。隆庆元年（1567），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入内阁；隆庆三年（1569），去职的高拱被召回，并委以大学士兼掌吏部。
高拱（1513—1578），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
隆庆帝对高拱倾心委任，“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而张居正与高拱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独退然下之”。对于俺答汗的入贡请求，“（高）拱主封俺答汗，（张）居正亦选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
3）明朝边官能力出众
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隆庆初年便受任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加右都御史衔，四年正月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明史》谓“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
大同巡抚方逢时，隆庆四年（1670）正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为人“才略明练，处边事，皆协机宜”。
4）隆庆帝对北边防务有切实的整顿
隆庆元年（1567），蒙古军对明朝北边频繁进行扰掠，山西、陕西屡有警报。同年九月，蒙古札萨克图汗对蓟镇的袭扰，使隆庆帝最感震惊。
札萨克图汗（1539—1592），在位时间三十五年，终年五十四岁
同年十一月，议定好了针对蒙古诸部的“防虏之策”，即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申军令、重将帅、练军兵、缮城堡、团民兵、处久任、广招纳、储人才、理盐法、择边吏。其中，“练军兵”，对于北边防务有着切实的作用。
紧接着，他对蓟镇的总督人选进行了调整，谭纶、戚继光等人得到了提拔，蓟镇之兵练成劲旅。当俺答汗率兵进行武装威胁时，明军严整的军容使他不敢怠慢，加速了“俺答封贡”的实现。
鉴于隆庆四年（1570）九月发生的“把汉那吉降明”事件处理得当，双边关系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直接促成了“俺答封贡”。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孙子，其父铁背台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关于他降明之事，《明实录》记载道：
幼孤，育于俺答汗妻所。既长，娶妇比吉。久之，会我儿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为俺答汗所夺，其女即俺答汗外孙女也。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汗以他女畀之，终不悦，遂弃所部来归，独阿力哥等十人从。已而，降者相踵。巡抚方逢时受之，以告总督王崇古，处之镇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
俺答汗雕像
在处置把汉来降这一偶然事件的问题上，明朝君臣的头脑都是清醒的。当方逢时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向王崇古报告之后，二人很快达成了共识。“（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
值得注意的是，王崇古的报告还没有上报到朝廷时，高拱和张居正二人均已提前得到了情报。高拱在回信中告诉王崇古，不仅要厚待把汉那吉，并建议给鼓动把汉那吉南投的奶公阿力哥授以官衔，进一步制造俺答汗家族内部的矛盾，借以牵制俺答汗势力。
实际上，把汉那吉最受俺答汗宠爱，不断萌生“日夜恐中国戕其孙” 的感觉，因此他才兴师动众，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汗率兵南下，早在明朝内阁大臣们的意料之中。
此时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面对来势汹汹的俺答汗，王崇古提出上、中、下三条解决方案：
于是，在俺答汗提出“要人”时，明朝官方率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用把汉那吉交换俺答汗麾下的“汉人智囊”赵全。
赵全是北方白莲教的大头目之一，嘉靖三十三（1554）年率教民叛逃至河套丰州地区，投靠俺答汗，以“工具人”的身份被得以重用。
隆庆帝即位之初，赵全就怂恿俺答汗兴兵南下，进攻山西。按照他的计谋，俺答汗遣兵六万，兵分四路向明军进攻。在白莲教徒的“带路”下，俺答汗的军队很快便突破长城，先后劫掠了石州、文水、交城、平阳、介休等地，被杀、被掠的百姓达数万人，明朝损失惨重。
明朝不断加固长城防御，却还是挡不住南下的蒙古军队
俺答汗得胜后，赵全又向俺答汗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占领部分长城关口和山西太原等地后，派他到太原为其征收汉地赋税。这样，俺答汗就可以占领明朝北方，实现“南北分治”了。
不过，赵全的“宏伟蓝图”，并没有让久经沙场的俺答汗心动。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他本人并不是蒙古大汗，“南北分治”多少有忤逆之嫌；另一方面，他入侵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劫掠金银财宝、物资药物、人口等，根本没有政治含义。
当年抵御蒙古军队的大同镇长城
因此，对于明朝提出的“换人”要求，他当即拍板同意了。“我不为乱，乱由（赵）全等。今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 。如果真的用赵全等几个“汉人智囊”的脑袋，换取明朝官方的册封和互市贸易的协定，对他本人绝对有利。
双方息兵和谈，并同意换人，这就是史上非常有名的“隆庆和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漠南蒙古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同明朝的和平。明朝每年节省的军费不下百万，边疆贸易由此兴盛。
“俺答封贡”主题画作
把汉那吉十分感激明朝廷的善待，答应将来会努力促进明蒙和平；赵全被送还时，隆庆皇帝亲临午门门楼进行受俘礼，当天赵全被施以“磔刑”，即传说中的“千刀万剐”。之后，赵全的首级被送到明朝九边示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地区的手工艺、医术也随之传到了蒙古；一些游牧的蒙古人，逐渐学会了筑造房屋和耕田，并放弃了游牧传统，选择定居生活；另外，不少深入漠南的中原汉人，也逐渐被“蒙古化”，融入了蒙古社会，取蒙古名、说蒙古话、着蒙古衣。
俺答封贡后的蒙汉互市交流
于是，在漠南蒙古一带，出现了过往极为罕见的蒙汉杂居、和睦相处的场景。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和汉人通婚生子，民族杂居的情况更加普遍。双方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的状态。俺答封贡，实为成功。